根据《史记》屈原列传，约在楚怀王十一年(前318年)，山东六国推楚怀王为纵长，合力抗秦，迫使秦东进受挫。大约就在这时，怀王任命屈原为左徒，地位次于令尹（楚国的宰相）。屈原“博闻强志，明于治乱，娴于辞令”，故能“入则与王图议国事，以出号令，出则接遇宾客，应对诸侯。王甚任之”。从这些记载来看，屈原和张仪都属于口才好、记性好的一类。

但这里的记载也究可能，在楚国，执一国之国柄者当属令尹，对内主持国事，对外主持战争，屈原“出号令”“对诸侯”恐怕不过是临时受命而已。与屈原同时期，做过令尹的有昭阳、昭鱼、景鲤、子兰、子椒，他们可以说都与屈原政见不同。

楚国的改革通常由令尹主持都难以彻底或者成功，何况是左徒？历史上关于左徒这个官职到底是干什么的，争议至今未平。有的说是副相，有的说是太傅，有的说是史官，有的说是巫官，有的说是掌天文的，有的说是行人。

但不管怎么样，屈原改革是很短命的。为什么短命？

一是改革的内容。屈原改革的经过和内容，我们只能在他的诗《惜往日》里看到：

奉先功以照下兮，明法度之嫌疑。

国富强而法立兮，属贞臣而日埃。

明法度，国富强，这大概就是他的改革内容。至于具体举措，基本上看不出来。

二是机事不密。《史记》屈原列传记载，屈原奉命起草宪令，正待定稿时，“上官大夫见而欲夺之，屈平不与，因谗之曰:王使屈平为令，众莫不知，每一令出，平伐其功，以为非我莫能为也。王怒而疏屈平。”

结合屈原的诗来看，是楚怀王授命他秘密起草一套“明法度”的法律，结果机事不密，被上官大夫看到。正是因为这件事，导致楚王怒而疏远屈原。改革实际上还没开始就流产了，这恐怕不能怪楚王。

三是屈原自身的原因。改革的成败往往与主持改革者自身的素质能力和思想主张关系重大，屈原是个什么人？无疑他也属于贵族，而且颇为自命不凡。这从他的诗里就可以发现，屈原不断地极力凸显自己高贵的身世神话，《离骚》前八句就不忘自叙世系、生辰和名字,表明自己出身贵胄(帝高阳之苗裔)，生辰吉利(寅年寅月寅日降生，得人道之正)，名字美好(名正则，字灵均)。这些都是屈原赖以骄傲的资本，自我圣化的符号。他的大部分诗里都是将圣王典型作为自己追慕的目标，希望为楚王引路，步入圣王所遵循的正道上来。

“彼尧舜之耿介兮，既遵道而得路”“彼尧舜之抗行兮，嘹杳杳而薄天”，且不说尧舜是不是耿介、抗行，单从这城就可以看到，孔子尚且只是自命为君子，而不敢以圣人自居，屈原却一直在努力“自我圣化”，将自己与尧舜相比。他的诗始终高扬道德理性企图以此来整治政治秩序，无论是举贤授能、修明法度，还是讲信守约，都是一种道德理想国的政治，是一种精英政治，一种充满楚国梦的政治臆想的乌托邦。

屈原诗歌里批判的锋芒直接针对党人，似乎他自身的不幸乃至整个楚国的危机全在于党人的道德败坏，期待楚王有朝一日幡然醒悟，改过自新。儒家所谓“修己以安百姓”，而屈原很少反省自己。屈原的作品也很少涉及民生一类。直到流放民间，才接近底层民众，看到了国破民残的现实，他指责楚王“终不察夫民心”,其实他自己何尝不是如此，他的改革不外乎国富兵强。可见，屈原的悲剧在很大程度上是因为自身定位错误或者迷失而导致的一出悲剧。

屈原所做的唯一正确的恐怕就在于主张联齐抗秦的外交路线。在实行这条路线的几年里，秦对楚齐都不敢轻举文动。“秦国患之，使张仪之楚，货楚贵臣上官大夫靳尚之属，上及令尹子兰、司马子椒，内赂夫人郑袖，共谗屈原。”可以说，屈原在楚国政坛基本上属于孤家寡人，没有同盟、没有拥趸。以至于秦国一个张仪，却能纵横六国之间，将齐楚等大国玩弄于股掌之间。

无疑，屈原是爱国的，不管他爱的是谁的国，然而，难道张仪不爱国吗？

当屈原遇到张仪，历史就不得不反思，我们究竟要如何来爱国。

张仪也是一个血统高贵的人，魏国公族支庶子弟，只不过行事放荡的张仪，不和魏惠王喜欢，于是，他首先来到楚国碰运气。

战国中期，社会结构活化，士阶层得以从封建的政治秩序中解放出来，成为可以自由流动的知识阶层。张仪离开魏国到楚国去，时人并不认为他卖国。

张仪先到了楚国令尹昭阳门下作门客，一天，令尹在一场宴会上将一块相传是和氏璧的玉给弄丢了，这事本身很可疑。谁偷了令尹的宝玉？

没想到，所有的人都指向了张仪。

为什么？在座的只有张仪是新来的，又穷又无节操，“仪贫无行”，结果被强行揍了一顿，揍到连他老婆都心疼他，劝他算了。

这很有可能是个阴谋，果真丢了和氏璧，怎么可能只是揍一顿完事？

张仪在楚国呆不下去了，就西入秦。

很快，张仪取得了秦惠文君的初步信任，作了客卿。张仪做的第一件事便发檄文给楚国令尹：我和你喝酒，并没有偷你的美玉，你却打了我一顿，现在你好好守着你的国家，我马上就要来偷你的城池了。

刚开始，秦王并没有对张仪言听计从。秦王面临一个难题，是发兵攻蜀，还是伐韩，决定不下，秦将司马错主张伐蜀，张仪则主张伐韩。前者留了一句著名的话：欲富国者务广其地，欲彊兵者务富其民，欲王者务博其德，三资者备而王随之矣。后者也留下了著名的二句：一是据九鼎，案图籍，挟天子以令於天下，天下莫敢不听，此王业也；二是争名者於朝，争利者於市。

结果，秦王信了司马错。

张仪并没有气馁，并没有因此恨司马错。他有本事攻占魏国的蒲阳，有本事劝说秦王将得手的蒲阳还给魏国，还将秦国公子入质于魏。结果，魏国第一个退了六国合纵群。

不仅如此，张仪还辞去了秦国相位，自己留在了魏国，还让魏国让他担任了相。在魏四年里，张仪使劝地破坏合纵群。要知道，魏国是张仪的“祖国”。

过了几年，秦国想出兵攻齐，又担心齐楚盟国的楚国在背后使坏，张仪又孤胆深入楚国。他有本事说服楚国和齐国断交，将楚国上下玩得溜溜的。

楚国知道上当后，出兵八万攻秦，结果却是大败，损将失地。

秦国打赢后，又决定和楚国修好。楚怀王说：不要你的地，只要张仪。

秦王知道楚王要张仪是什么意思，十分舍不得，但张仪却主动要求出使楚国。一到楚国，张仪就被囚禁。然而，他有本事（贿赂楚国大夫和怀王宠妃郑袖），让楚王放了自己，并且再次说服楚国退了合纵群，与秦国交好。

张仪在秦国玩得风生水起，即使不喜欢他的秦武王即位后，张仪也能全身而退，而且还能回到他的祖国魏国，继续担任相国，终老于乡。

当张仪在秦楚二国玩二人转时，屈原在哪里？不管屈原在任，还是被疏、被诎，屈原都只能眼睁睁看着。

当屈原遇上张仪，爱国者屈原几乎完败！

秦国号称虎狼之国，张仪又是客卿，他为什么能玩得那么溜？楚国是屈原的母国，自己还是宗室贵族，他为什么就玩不转呢？

张仪能够以客卿之身安居秦国相位，顺风顺水，关键原因就是他让秦王看到，我张仪是真心爱秦国的，我所做的一切都是为了秦国强大，而且我是有办法有能力的。张仪简直就是秦国的特#朗#普啊。屈原呢？

我们完全看不出屈原的本事，他有好的主张，可实行不了；他有忧国之心，可实行不通；他有美好道德，可无人相信。他只知道忧，只知道骚，只知道怨，“举世皆浊我独清”，“举世皆醉我独醒”，他将自己推入了旧贵族的对立面，推到了楚王的对立面，他不善料敌，也不善为政，他心里只有楚王，没有百姓。

连楚国的百姓都不理解他：“圣人不凝滞于物，而能与世推移。世人皆浊，何不淈其泥而扬其波？众人皆醉，何不哺其糟而歠其醨？何故深思高举，自令放为？”（《渔父》）更悲哀的是，渔父们都抱着一幅随波逐流的心态，国家于我何干？可以看到，百姓没有从改革中获得实惠，才导致渔父们随波逐流，换言之，你一人爱国有何用？国不爱民，则民自顾。

天天喊着“爱国”的口号，天天标榜自己是爱国者，时时都不忘“厉害了，我的国”，时时将秦国恨得牙痒痒的，有什么意义呢？相对，屈原的敌人却懂得，“欲强兵者务富其民”的道理，他的对手张仪不仅不计毁誉、不畏艰险，更是看透了楚国上下，胸有成竹，游刃有余。

这也就是为什么，张仪在战国时声名卓著，而屈原在战国时几乎不见史载，直到汉代的司马迁偶尔来到楚国故地湖南，才听到有一个投江自杀的屈原。

回顾一下屈原、张仪的历史，让今天的人们醒一醒：我们到底该怎么爱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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